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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秀苗和丈夫都不愿意放棄他。一開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通常是雷玉開始罵人，兩夫妻拖著、架著兒子出門，打出租車送醫(yī)。住院一段時間，花費太多，夫妻倆又接他回家。醫(yī)生說，“吃一點藥，控制不發(fā)”。這種話，胡秀苗不太喜歡聽。雷玉再發(fā)病，她總覺得是前一家醫(yī)院治得不好，又換一家醫(yī)院去看，“把我磨死”。

鄰居婆婆有時候勸胡秀苗“放棄”，比如把兒子送去養(yǎng)老院。胡秀苗說養(yǎng)老院貴，而且怕送了照顧不好，兒子活不長。說著，她氣性又大起來，對我講一連串話：“我死了才能放棄了，不死放棄不了。我死了他就完了。我不死他完不了?！?/p>

想用婚戀治精神病的想法并不罕見。一位心理學教授與我聊起，曾在講座上遇到一個來咨詢的人很苦惱，不知道該怎么辦。他說妹妹患上精神分裂癥是因為感情不順，他又給她介紹新的伴侶。但事與愿違，她后來的婚姻也不幸福。

胡秀苗說兒子雷玉患上精神分裂癥的時候，剛去工廠上班。他不愛說話，“很善良內向”，有一天突然開始日夜叫罵、在墻上亂涂亂畫，被送去醫(yī)院。

妹妹年輕的時候，就開始整個下午地“霸占”衛(wèi)生間。全家就類似的瑣事不斷爭吵。他們帶二十多歲的她看過精神科，為了不留下醫(yī)保記錄，特意選自費支付，也沒有規(guī)律地復診。

從收入的絕對值來看，成都市新津區(qū)個人平均收入自1994年至2015年增長1167.4%，病人的個人平均收入只上漲658.6%，如果沒有福利政策的修正，病人家庭的貧困率不降反增，2015年達65.2%。更多病人得不到家庭照護——1994年，當?shù)夭坏绞种坏幕颊邲]有任何人照顧，2015年上漲到16.1%。同時，2015年經過新一輪篩查，發(fā)現(xiàn)從未接受過治療的患者占所有患者的37.2%，較之前明顯上升。

基層的醫(yī)療機構人手有限，做不了更細的疾病教育?！皦褖选睅状稳朐?、出院，錢月珍和她的大女兒也對醫(yī)院變得不信任。一家人現(xiàn)在的想法是：“只要壯壯不出去打砸搶，我們就心滿意足。”

和許多精神病人一樣，他怕出門。臨要出去，他躲著，胡秀苗忍不住罵他：“我都累死了，你不愿出去?！?到樓下，鄰居幫她看著一點他，她一個人回家里打掃、燒火、做飯。

但是，雷玉更常見的癥狀是自己找一個笤帚來，一聲不吭，把家附近的幾條街道掃得干干凈凈。他不解釋這是為什么。附近的人都知道這邊有一個“神經的人”。胡秀苗還記得，雷玉在馬路上被人欺負，他和路人起了爭執(zhí)，別人要打他，她趕去解釋“不要和他計較，他有病”。

胡秀苗所在城市街道的精防人員馬建與我一起走訪了幾戶人家。其中一戶人家里，附近衛(wèi)生服務站的駐點醫(yī)護也趕來問詢：“病還好嗎？附近的衛(wèi)生服務站可以靠長處方代配藥，參加了嗎？”

按照《規(guī)范》的內容，基層醫(yī)療衛(wèi)生機構中，負責精神疾病防治的工作人員（簡稱“精防人員”）或簽約家庭醫(yī)師，要對服務區(qū)域內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隨訪。

而現(xiàn)在，不少企業(yè)要求入職的員工做心理健康測評，看能否抗壓，已經衍生出對應的產業(yè)。也有人認為，患上嚴重精神障礙等同于失去勞動能力。

一組研究能說明這一變化早已發(fā)生。它跟蹤了1994年與2015年生活在成都新津區(qū)部分街鎮(zhèn)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。1994年，當?shù)貒乐鼐裾系K患者的就業(yè)率高達93.1%。2015年，重訪到的患者，該指標跌至78.2%。

研究者分析，多數(shù)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可以干一些農活。但是，經濟快速發(fā)展，當?shù)厝送獬龃蚬?，或者在當?shù)卣业郊媛毠ぷ鳎加芯窦膊〉娜俗ゲ蛔∵@些機會?？傮w經濟水平抬高的同時，如果沒有低保等福利政策來托底，超過四分之一病人家庭的收入水平會由貧困線以上跌到以下。

陶永對我們解釋，他們一直為這家人頭疼：居委會的人曾經和民政局的派員一起去到劉淑芳和胡強的住處，想多了解情況，沒能進門。他們那天不愿意接待。

企鹅体育直播平台因此，他們躲得更深了。家庭要付出閉門照護的代價，醫(yī)生要更湊近才能獲得他們的信任。澎湃新聞記者在梳理資料時發(fā)現(xiàn)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這些病人尚能被社區(qū)、家庭接納，甚至有一份像樣的工作；后來的病人則被視為失去了勞動能力，整日困守在家、病情加重，家庭也被拖入貧病交加的境地。

截至2023年12月，我國登記在冊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698.8萬例。這幾百萬病人的周圍，還有他們的家屬。有的家屬付出一切，不讓自己的親人被病癥吞噬——但他們能支撐多久，誰能為他們提供幫助？

后天的社會因素會影響“易感”人群。美國精神醫(yī)學學會編纂的《精神障礙診斷與統(tǒng)計手冊（第五版）》指出，在城市環(huán)境生長和少數(shù)族裔背景的孩子，患病概率更高。此外，直到青少年時期，人腦發(fā)育都不完全，腦損傷和心理傷害都可能影響神經發(fā)育。

馬建喊錢月珍“壯壯外婆”，仿佛沈壯圖是一個孩子。沈壯圖今年三十歲，患有雙相情感障礙，他狀況不好的時候，說自己很痛苦，威脅傷害自己和同住的外婆。4月初，精防人員協(xié)調之下，公安上門，沈壯圖才同意去復診，繼而被收治入院。往年，他總是只住幾天，療程沒結束，就被外婆接回來。

張英誠說，不僅是精神疾病患者，日常生活中的“相對心智不全”，其實既普遍又常見，比如只會哭的嬰兒、退行嚴重的老人。我們對人尊重、關愛與否，不應該由他精神上是否健全來決定。

劉淑芳回憶，同病房的病人家屬對劉淑芳說：“胡敏思路這么清楚，為什么送進來？”她聽進去，幾夜沒有合眼。她回憶，剛把胡敏送醫(yī)，自己就坐在專科醫(yī)院的一樓痛哭。 胡強也不接受“疑似精神分裂癥”的初步診斷，覺得妹妹“沒有幻覺”。于是，才住了十天，他們把胡敏接出來。

2012年，他46歲，確診九年的精神分裂癥由藥物控制得很好，精神病康復院允許他出門走走，能進網吧。徐為聯(lián)系上律師，起訴自己的監(jiān)護人胞兄和康復院，要求放他出院。官司一直打到2017年才二審勝訴。

她很想出門求救，但腹部的壓迫感讓她害怕。她自覺無依無靠。在她眼里，母親更愛哥哥，父親走了，母子合謀，拿走遺產，單欺負她。

錢月珍說，是自己不好，不應該同意沈壯圖母親，也就是小女兒的婚事，后來離婚收場。小女兒離婚之后，情緒特差，再也無力照顧幼兒。一直由她和大女兒帶著壯壯。等沈壯圖讀初中，晚上偷摸跑網吧，錢月珍挨家挨戶地找，還去電視上看見的教育專家那兒討教經驗，沈壯圖去了餐館、工地，和工友們相處不好，也越來越慵懶，半天昏睡、不出家門。

他這時以低保為生，居無定所。他希望我?guī)椭?，陪他去杭州找馬云，他認為馬云在實時監(jiān)控他的思想，一些過去認識的人也在他耳朵里罵他。

隨著病情變化，有的病人需要前往醫(yī)院復診；藥物更新?lián)Q代，有些情況可以調藥，患者可能還有其他疾病，也需要就醫(yī)，還有一些家庭面臨貧困的危險，需要福利部門幫助的，精防人員都可以協(xié)調。

他去住院，平房里就只剩下錢月珍一人，沒有什么生活的氣味。里屋堆滿80歲的錢月珍治療慢性病的藥物，有些過期了，她也舍不得丟。在客廳兼做廚房的空間里，灶臺邊放著一盤青白相間的米，錢月珍想要把發(fā)霉的挑出來，自己吃不發(fā)霉的那部分。

她靦腆地解釋，主要是老母親照顧哥哥，她家在其他地方，只是不時地來。親戚之間為了誰照顧哥哥的問題說一些閑話，媽媽也總是心情不好。想起這些事，她前一晚失眠了。

因為疾病存在，他們兩兩關系都很差。哥哥覺得妹妹脾氣暴躁，舉止奇怪，應該看精神科。但母親不愿意，面對上門的記者，兩人爭執(zhí)不休。

為了充實基層精神科，2015年，原國家衛(wèi)計委啟動精神科醫(yī)師轉崗培訓項目，具體方案明確，培養(yǎng)更多掌握精神病學、臨床心理學基本理論知識、臨床技能和社區(qū)服務的人才。

為了保障病人及時就醫(yī)，精防人員不得不介入一些家事。馬建掛心的另一樁工作，是勸說沈壯圖的外婆錢月珍，讓沈壯圖在醫(yī)院多住一會兒。

此后，劉淑芳搬去和大兒子同住。面對我們，她佝僂著坐在床上。除了這張床和一把積灰的椅子，屋子里再也騰不出外人坐的地方，一旁雜亂地堆積著成捆的紙板箱和其他廢品，散發(fā)著陣陣霉味。胡敏也找過居委會，訴說自己的痛苦，“想要媽媽回家”。

他離開了醫(yī)院，卻找不到合適自己生活的地方。徐為與哥哥關系不好，后者長期在外地打工，無力照顧。他這時顯然疾病復發(fā)，但沒有擾亂治安，民警無法介入。我想找社工與他聊一聊，請他明天再來。他答應了，但他沒再出現(xiàn)。

雖然丈夫生前這么說、兒子也說，但劉淑芳固執(zhí)地不想接受女兒有精神疾病的現(xiàn)實。她說，不想放棄她，覺得女兒一個人成天待在衛(wèi)生間里很痛苦，想回去和女兒住一起。但她又實在力不從心。

問起她的“病”，她一口氣說道：她的父親2017年去醫(yī)院檢查，一家人一起去，他走在前面，有說有笑，但拿到的診斷結論是肝癌晚期，父親看了報告，回來摔了兩跤，第二天就無法行走了；后來她在醫(yī)院陪著父親，看到一個獨自看病的女人，請的護工不搭理她。她想著要是獨自去看病，也會這樣悲慘。

按照現(xiàn)行《精神衛(wèi)生法》，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需要入院治療的，如果患者不認為自己有精神問題，除了醫(yī)生的診斷結論，至少要獲得監(jiān)護人同意，因此，劉淑芳或胡強要陪著胡敏去醫(yī)院。居委會早就與他們大致說過這情況，對此，胡強說，自己管不了胡敏，胡敏會罵他。

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想找個朋友，要穿越幾道無形的帷帳。一方面，一些患者的疾病癥狀包括偏執(zhí)多疑、表達能力下降；另一方面，社會對他們也有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。

他們都怕妹妹。胡強說，近十年都在勸說妹妹去看病，一籌莫展。如果說些軟話、好話——妹妹會說哥哥不好，重提起家里的許多舊事，要是說狠話，她會大吵大鬧。兄妹兩個都五六十歲了，他受不了這些。

2004年，由當時的衛(wèi)生部疾病控制司委托、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(wèi)生中心承擔的“686項目”開始，我國逐漸發(fā)展出患者發(fā)現(xiàn)、診斷、登記與報告，日常隨訪，協(xié)同各部門幫扶各類困難家庭的精神衛(wèi)生服務體系，2012年出臺《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工作規(guī)范》，2018年更新為《嚴重精神障礙管理治療工作規(guī)范》。

華南農業(yè)大學副教授肖小霞曾在書中列舉：公眾既把精神疾病與不道德的行為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認為病人危險、易犯罪、行為不可預期，又有一些人把它理解成“一種家族遺傳病”。

在一棟高層住宅樓下，七十歲的雷玉“縮”在輪椅里。他在四十年前患上了精神分裂癥，疾病發(fā)作的時候，會在家里含混地罵人。他幾年前腦溢血了一回，但沒能改掉這個積習。鄰居看見雷玉，不免說他一句：“搞什么？”他畏縮著，不敢出聲。

她這樣描述自己的病癥：看見自己眼眶發(fā)黑，聯(lián)想到了父親去世時也是這樣。她感到積水已經到了胸口這兒，小肚子里又有一個很大的腫瘤，壓迫其他器官，導致“小便小不出來”。她不敢離開衛(wèi)生間。

老人說：“好。兒子從來不出門。”他的兒子，一個沒什么病容的中年人，正站在屋子的深處，沉默地看著我們——老人不想當著兒子的面談他，把我們拉到門外。多問幾句，他說，打心眼里發(fā)愁的是，等自己走了，兒子怎么辦，送去哪里？

經馬建和同事們做工作，錢月珍同意這次讓外孫在醫(yī)院住一個月。馬建的下一個目標，是讓他去父親那里住一段時間。雖然沈壯圖的父親早已離家，和他們關系不好。馬建擔憂，長期在家、與一個有一點溺愛他的老年人住在一起，沈壯圖幾乎不用出門和其他人打交道，社會功能會進一步退化。

胡秀苗回憶，當初他們住在一個工廠的宿舍區(qū)，來往的都是同事，知道她家的情況。沒有人反對雷玉在路上掃街。她說些軟話，讓其他工人從廠里拿幾個笤帚給他用，他們也會同意。